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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的“新娘”——拐卖妇女犯罪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买来的“新娘”

——拐卖妇女犯罪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恩平市人民检察院 梁怡慧

 

拐卖妇女犯罪严重侵害了妇女的人身权益,影响社会秩序稳定,一直受到严厉打击。2014年以来,E市破获拐卖妇女犯罪案件2件4人,虽然案件数量不多,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对上述案件进行特点归纳和原因分析,并提出打击、防范拐卖妇女犯罪的对策建议。

 

  • 拐卖妇女犯罪现状

 

(一)案件类型相对单一。拐卖妇女可能出于多种目的,如性剥削、劳动力剥削、解决婚姻问题等[]2014年来,破获的拐卖妇女案件均为“婚姻型”拐卖,即“卖家”拐卖妇女是为了将其贩与他人作妻子,“买家”收买被拐妇女也是为了组成婚姻家庭。婚姻型拐卖犯罪的成功率高,犯罪嫌疑人在拐骗妇女前后,能迅速通过其社会关系网找到“买家”,实现快速套利。我院办理的李某等人拐卖妇女案中,被害人辛某两个月内被卖了两次,李某等人获利5万余元,犯罪成本低,回报率高。

(二)边境地区案发率高。E市办理李某等人拐卖妇女案中,犯罪嫌疑人和其他涉案人员大多来自云南文山苗族自治州。除去犯罪嫌疑人本身关系网的因素外,该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贫困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多,容易滋生拐卖人口犯罪。又因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国家接壤,为被拐人口流入创造了条件。边境居民民族、语言有所相通,也为跨国拐卖提供了便利。如李某户籍所在地是文山州富宁县,该县与越南河江省接壤,往来两国有交通之便,其本人是少数民族,掌握瑶族和汉族语言,能与边境地区的越南人沟通交流,具有实施跨国拐卖犯罪的良好条件。

(三)中年底层男性是收买主力。E市办理的2宗拐卖妇女犯罪中,共有“买家”4名,除1人身份信息不明外,另外3人均是40岁左右、来自内陆农村、文化程度不高、以体力劳动为生的男性,可以说是我国婚姻型拐卖妇女犯罪的买方缩影。此类人员每日劳动时间长,平时社交活动不多,与适龄未婚女性交往机会相对较少,离开家乡后也缺少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结成婚姻的机会。由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不高、经济基础薄弱,总体来说,在婚恋中缺乏竞争力。

(四)跨国犯罪实施难度低。跨国人口贩卖涉及境外作案目标锁定、着手实施拐骗、偷越国边境、境内人口运输窝藏、寻找收买对象等多个环节,但犯罪嫌疑人仅凭数人之力就能完整实施整个犯罪,跨国拐卖妇女显得轻而易举。我院办案的李某拐卖妇女一案中,李某的越南籍女友邓某负责在越南境内以高薪工作引诱,被害人辛某听信后,自愿离开越南偷渡至中国境内,再由李某等人安排车辆和住宿地点,将辛某从云南经过广西最后运送至广东。据同案犯罪嫌疑人罗某的陈述,李某自称还拐卖过其他五名越南女性。

(五)由拐卖衍生出诈骗犯罪。外国籍被害妇女来到中国后,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受到暴力胁迫等原因,不得不对犯罪嫌疑人言听计从。犯罪嫌疑人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特点,以贩卖妇女为名,对有意收买妇女的男性实施诈骗。如李某拐卖妇女一案中,被害人辛某供述称,其被李某等人严加看管并以暴力威胁,在将其贩卖前要求其伺机从买主家逃出。辛某被卖后,果然从买主家中逃脱并回到李某处,随后又被李某卖了一次。李某也曾与其越南籍女友邓某合谋,将邓某假意卖给被害人黄某,邓某伺机逃出,以此实施诈骗。

 

 

 

  • 原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是直接原因

1.穷困“剩男”是婚姻型拐卖的市场基础。我国男女性比例持续显著失衡[],适婚年龄女性一方面数量少,另一方面收入日益向男性看齐、思想转变迅速,女性在婚姻上有更多的选择,“僧多粥少”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因经济条件不理想等因素而处于婚姻“市场”弱势地位的男性,难以通过合法手段走入婚姻[]。相比之下,收买妇女不需要与社会上其他男性进行竞争,不需要支付高额彩礼,只需要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就能得到一个“功能齐全”的女性,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因此,部分男性选择通过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方式,简单粗暴地达成结婚愿望,催生了婚姻型妇女拐卖的买方市场。

2.被害人渴望摆脱贫穷是拐卖得以成功的心理诱因。犯罪分子利用被害人渴望迅速提升经济水平或减轻家庭负担的心理,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李某等人拐卖妇女一案中,被害人辛某在越南务农时,每个月只能收入10万越南盾(时值约人民币33元),但其从犯罪嫌疑人邓某口中得知,如偷渡至中国务农,每个月能收入人民币3000元,月收入是在越南的近100倍。在高额收入的刺激下,为了早日实现经济的阶层跨越,辛某甘冒风险偷渡至中国境内,最终导致被拐卖。

3.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拐卖妇女的实施基础。相对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而言,我国的工资收入高、生活环境好,对当地贫困人员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办理的其他刑事案件来看,越南籍人员偷越国境案件本就时有发生。由于历史原因,越南女性人口比例至今仍高于男性,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不高,因在当地难以求得发展,本身也具有离开越南前往中国的强烈意愿[]。国别发展差异为跨国人口拐卖犯罪提供了人口来源。我国境内各省市发展程度不平衡,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西部边陲县城劳动力大量流入沿海发达地区,脱离了乡土的生活状态,又未能融入城市生活,导致了沿海地区买方市场的产生,使拐卖妇女犯罪组成从国外到我国西部边陲再到东部沿海的犯罪链条。

(二)法治意识淡薄是思想原因

1.对拐卖的犯罪性质认识不足。在我院办理的2宗拐卖妇女案件中,同事、同乡之间相互介绍“买老婆”,亲友之间相互为“卖老婆”帮忙“把关”,参与各方对买卖妇女的行为表现得司空见惯,没有人对其中犯罪性质提出意见且显得毫不为意。在收买妇女时,又常以“介绍对象”、支付“介绍费”为名,从而掩盖其犯罪性质。如黄某在收买被拐卖妇女时,向“介绍人”李某支付了“定金”5000元,“介绍费”33000元,并写下“协议书”,拐卖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披上了混杂着商品交易和婚恋介绍色彩的外衣。

2.对婚姻的法律性质认识不足。在传统观念中,男性结婚成家是关系到传宗接代、老有所养的头等大事,部分男性及其家人只求达成“一男一女”的事实形式,没有婚姻法律保护的概念。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加上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收买人容易将拐卖妇女与买卖婚姻混淆,以为“买老婆”也是一种婚姻形式。如方某拐卖妇女一案中,邓某从方某手中买到“老婆”后经过一段时间,怀疑其是被拐卖的妇女,主动向公安机关报警。邓某先收买、后报警的行为,显现出其对拐卖妇女的违法性有所认知,但对“买老婆”的违法性认识不足。

(三)防控管理不足是社会原因

1.国边境布防管控不够到位。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与东南亚多国边境相连,两国边界山川相连、阡陌相通,巡逻防控难以全线、全天有效覆盖,边境管理存在难度。两地边民有血缘、姻亲、文化等不同程度的联系,一旦顺利入境,就能借助上述联系在国内获得生存的机会。中国各省之间几乎没有边界管控,非法入境人员得以顺利扩散到全国各地。李某拐卖妇女案中,李某及其越南籍女友邓某多次以偷渡的方式往来于中越两国均未被查获。

2.“三非”人员管理不够到位。在江门地区越南籍“三非”人员有一定存量,近年来,我院办理的多宗案件,均有越南籍非法入境人员身影。由于日常管理不到位,这些人员在华期间虽然没有合法身份证件,但都能顺利生活,不被发现。如李某的越南籍女友邓某及被害人辛某偷渡至中国境内后,在旅店住宿、搭乘长途大巴时均没有阻碍,反映出旅宿业和公共交通运输管理还存在漏洞。“三非人员”在我国境内活动,为拐卖妇女犯罪埋下了隐患,邓某就是凭借其越南籍“老乡”身份,骗取的被害人的信任后,得以实施拐卖妇女犯罪。

3.弱势女性社会保护不够到位。由于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不强,患有智力残疾、精神疾病的妇女更容易成为被拐卖的对象。我国相关的专业治疗和看护机构数量少,妇女保护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力量不强,对这类妇女的监护、照顾重任往往落在家庭中。因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法律知识和护理知识、日常工作繁忙等,患者家人的监护难以周全。在方某拐卖妇女一案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被害人薛某被其父母安排,“嫁”给了邻村一名48岁的中年男性,侵害了其婚姻自主权和性决定权。薛某“嫁人”后因夫家看管不周走失,被他人以“顺手牵羊”的方式拐卖,又被方某转卖。

 

  • 打击防范拐卖妇女犯罪的对策建议

 

买来的“新娘”从多个角度反映出当前社会治理的存在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协同发力,通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予以解决。

(一)从经济发展上发力。经济因素对拐卖妇女犯罪的产生起直接作用,预防拐卖妇女犯罪,要从经济发展上着手。从微观角度看,要关注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底层务工人员,为其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培训,增加其社会竞争力,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使其获得通过合法渠道结成婚姻的机会,减少“买方市场”。除物质层面的帮扶外,要更加关注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平衡现象,为底层人员提供接受再教育的机会,补足其因成长坏境造成的文化短板,提高综合素养,提升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感。

(二)从法治层面上发力。司法机关要依法严惩拐卖人口犯罪,加强对拐骗、运输、转卖和收买妇女全链条的打击力度。对拐卖妇女犯罪中伴生的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也要依法从严打击,增加刑法的威慑力。要加大打拐、防拐普法宣传力度,将收买被拐卖妇女也构成犯罪这一《刑法修正案(九)》的重要修正内容传播出去,重点对收买妇女高危群体和在高发地区进行以案释法,改变收买妇女成婚的错误认识。要广泛发动群众,主动向公安机关揭发、举报身边发生的拐卖妇女犯罪行为,以群众的力量封堵拐卖犯罪的实施路径。

(三)从居民管理上发力。要加强与重点国家的反拐、反偷渡的国际协作,从源头上减少跨境人口拐卖和非法入境。要联合派出所、村(居)委员会等组织,落实好流动人口排查登记管理制度,加大对来历不明人员的检查工作力度,以便及时发现、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加大对“三非”人员的清理力度,对“三非”人员集中的工作场所进行定期执法检查,加强对旅店、车站等交通运输中转场所的实名制登记情况和人员往来情况检查,压缩“三非”人员在我国境内的生存空间,扫清拐卖人员的犯罪隐患。

(四)从社会救助上发力。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关注,落实法律保护,加强生活保障。当地政府要加强对其监护人的法律教育,明确其对被监护人负有的法定义务,防止监护人因法治意识淡薄或出于摆脱累赘的心态,对被监护人造成伤害。残疾人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机构应摸清辖区内智力残疾或患有精神疾病的弱势群体底数,通过建立台账、定期回访等方式,进行救助和保护。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建立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让上述人员可以获得专业的治疗和适应其心智水平的技能教育、安全教育,帮助其家庭减轻看护压力和经济负担。

(五)从移风易俗上发力。要发挥文化宣传引导作用,着重消除“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落后观念,要刹住部分地区高额礼金的不正之风,改变物化女性的思想,提倡文明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推动男女平等意识的进一步树立。同时,村(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要利用自己扎根基层的优势,针对具体个案,做好对适龄未婚人员及其家人的引导和帮助,进一步消解收买妇女的违法需求。